世界通讯！内蒙古推出两项专项政策“引客入蒙” 最高奖励10万元

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超越，而不是外在的彼岸性超越，就是说，它不需要超越主体自身，达到彼岸的幸福或通过理智认识占有客体世界，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。

其他许多卦都有与此相同或相类似的情形。很明显，苦节、安节、甘节都是从主体的心理和精神因素而言的，没有其他附加的条件，只是由于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同，其结果也就不同。

唯有上六爻震索索（疾速之意），视矍矍（惊惧四顾之意），征凶……意思是在这个时刻从事征伐战争则有凶，这可能与雷雨季节不利于行军打仗而又妨害生产有关。在《易经》的卦、爻辞中，提出许多占筮的原则和条件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主体原则，它说明主体的行为和道德实践不仅决定吉凶祸福等结果，而且能提高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，这就使《易经》的生命哲学得到进一步升华，其思维的主体特征则主要表现为道德主体性。艮卦上九爻之爻辞说：敦艮，吉。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，又有主观的，既有外在的，又有内在的，错综复杂，交织在一起。这种观察考虑问题的方式，确实是中国古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主体实践的意义被空前地提高了，它不再仅仅是决定某种吉凶祸福的条件，而且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。其原因就在于，《易经》中的数，始终没有同象分离开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而《易经》中的象不是别的，就是意象，即代表某种物象，并且隐含着某种意义。比如功利和理想、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，就需要理性认识加以解决。

如果说先秦时期有所谓家族伦理，孟子提倡过父重于君，孝大于忠，那么，秦以后的家族伦理则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变成了真正的政治伦理。总之，只有在民主的空气下，才有独立人格的发展，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我意识，才有道德的真正觉悟。在中国只有伦理而没有宗教，只有伦理文化而没有宗教文化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，伦理道德始终依附于政治，与政治合而为一，形成所谓政治伦理的格局。问题不在于有无功利、有无个人，特别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下，必须承认功利和个人的存在。

从客观方面说，当时救亡图存的形势，使这场启蒙运动很快转变为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，一场广泛而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实际上被掩盖起来了。与其说这是对传统道德的全面批判，不如说是对传统道德的社会功能所作的批判。

但是，应当看到，他们所提倡的新道德，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价值观，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工业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观，它同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、以家族制度为纽带的传统价值观，不仅具有不同传统，而且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。中国的伦理道德固然是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家族伦理，但它决不能离开专制政治的支配而存在，皇帝代替了上帝，君权至上是它的根本原则。其次为政治，年来政像所证明，已有不免抱残守缺之势。这又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，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。

就是说，他们所强调的是伦理政治，而不是政治伦理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五四运动 科学 民主 道德革命 。因为最终决定尊卑上下等级关系并加以巩固的，是强大的专制制度。这也是五四时期思想家们的共同认识。

无论民主法治，还是道德启蒙，都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。[1] 陈独秀：《陈独秀选集》（上），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107页。

要实现这一点，必须批判政治伦理的传统观念，进行切实的民主化改革。他们敏锐地感觉到，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已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，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。

在当今所谓道德的困惑中，既不应该回避功利，也不应该回避个人，把功利和理想、个人和整体对立起来，这是传统道德的最大缺陷，因而被专制政治所利用。[7] 之所以成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，是因为伦理和道德觉悟是最深刻的觉悟，是人的意识深层领域里的觉悟，这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的问题，而人的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。在中世纪，教会势力与封建君主制度相抗衡，一方面是教会等级制，另一【方面是政治要求独立，这种伦理和政治的二元化结构，保证了伦理对政治的制衡和独立性。当忠、孝不能两全时，毫无例外应以孝服从忠，这就是明显的事实。五四之所以未能完成道德革命的任务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因此，政治伦理不像宗教伦理那样，可以通过宗教改革、启蒙运动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，并由此产生人人自由、平等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，而是把人们束缚在特定的等级关系中，只能产生以服从为信条的群体意识和整体意识。

三 现在人们谈论的传统文化、传统道德的转换问题，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价值系统，建立以个人解放（马克思语）为轴心的新的价值系统。改变政治伦理的格局，决不是意味着政治无足轻重，而是改变政治一元化的结构，使新道德在民主法治的保障下产生。

这里必须把功利和理想、个人和整体结合起来，统一起来。在陈独秀等人看来，实现民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，但伦理道德的觉悟却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，现在的问题就是解决伦理问题，进行道德革命。

由于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没有独立意识，只有服从意识，因而为专制独裁提供了思想基础。家长制是它的真正本质，孝是它的核心观念，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则是它的最高原则。

作为目的，它与自由、独立分不开，是一种自我作主的权利，也是一种新的理想。民主就是这样的手段，也是这样的途径。五四批判家族伦理是取得了很大成果，许多青年走出了家庭，走向社会，寻求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，但是不久他们发现，走出了家庭的小群体，却进入了一个放大了的大群体，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强大的政治统治势力。[4] 李大钊：《李大钊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97页。

不重视功利而高谈理想，只能导致道德的虚伪性，不重视个人而强调整体，只能扼杀个性和人的创造性。前者是指建立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的专制政治，即伦理化的政治或政治的伦理化，后者则是指专制政治支配下的传统伦理，即政治化的伦理，或伦理的政治化。

西方则大不相同，伦理不是从属于政治，而是从属于宗教，故称之为宗教伦理。在这里，传统中的另一面起了作用，爱国主义高于个人的自由、独立，民族存亡高于民主要求。

在中国没有上帝，只有圣人，但圣人仅仅是道德理想的化身，并不具有实际权威。* 原载《学术月刊》1989年第9期，第7?12页。

但五四首先要解决的，是科学与民主两大任务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，提倡民主政治，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任务。法治和民主是同时存在的，也是民主的制度化。圣王作为道德的化身，他的命令就是绝对律令。代表道德的最高权威是圣王，而不是家长。

商品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化经济，它不受政治权力的支配和干预，但是需要政治权力的调节，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严重阻碍，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。因此，如果不从根本上扫除这种道德，就不可能摧毁封建专制和独裁，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，即使表面上实现了，也不可能持久，而且会发生复辟的严重悲剧。

这也不是中庸所能解决的，它必须运用理性的认识和分析。民主政治的实质，是通过民主机制和程序保证人民的财产权，即经济利益，同时保证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，这就需要实行法治。

孔子之道，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，为其大本，其他则枝叶也。民主作为政治文化范畴，既是手段，又是目的。